我跟平凹先生年龄差不多，出身也很相似，都是从小生活在农村，经历了上世纪50年代末、60年代初、70年代以及以后的改革开放的全过程。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社会的动乱，人和人之间的互相猜忌、斗争，以及在社会变革这种大浪潮当中，各种道德、价值观的碰撞、混乱、发展、进步、沉渣泛起以及光彩照人等各个方面。所以，我想我们这一批人的作品，实际上是跟我们的时代密切相关的，也可以说，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时代，也就没有我们这样一批作家，当然也就没有我们写出来的这样的作品了。
尽管我们有很多的共同点，但是，我们还是有很多各自的特点。比如平凹先生的故乡在南北会合地，这种南方的灵秀、北方的粗犷，对一个作家的创作心理的影响，以及西北地区的文化跟中原、南方的文化之间非常微妙的一种结合，我觉得这形成了贾平凹先生的很多深层创作心得。这跟我们老家山东高密这个地方不太一样，他是听着秦腔、喝着秦岭的水长大的，我是听着猫腔——流传在高密一带的地方戏长大的;他吃着稻米或者吃着小麦长大，我吃着红薯或者玉米长大，所以研究这些很具体很物质化的东西，也许是可以展开创作秘密的一把很有效的钥匙。
平凹先生上世纪80年代在全国已经很有名气了，改革开放后他是最早冒出来的一批作家，但是，我们现在想一下，跟贾平凹先生同时出道的很多作家已经不写作了，很少看到他们的新作，即便偶尔有新作也很难有新的气象，而能够一直坚持不懈地写下来的作家屈指可数，平凹兄是其中最耀眼的一颗明星。而平凹先生的这种低调、谦和、厚道，我也是很有发言权的。
几年前，我曾经在日本读过一篇给日本人做教材的散文，就是贾平凹先生写的，他写的是关于名字的问题。1986年的夏天，他突然接到了一个叫莫言的人从新疆拍来的电报，让去迎接他。当时我跟他素不相识，没有任何交往，但是，我们被困在兰州，要在西安落一下，找不到一个熟人。后来我说试一下，给贾平凹拍封电报，写陕西省作家协会贾平凹收。
火车晚点四个多小时，到广场一看已经没有人了，我们几个同学在广场上转了一圈，喊贾平凹的名字也喊不到人，后来他们说你别在那儿自作多情了，你也不认识人家、也没有任何交往，人家凭什么接了莫名其妙的电报就跑这么远来接你呢?后来我觉得大家说得对。但是过了许多年之后，我看了这篇文章才知道，平凹真去接我了，他骑自行车去接我，举了一个皮包，皮包上写了两个字——“莫言”，到处问，却没人回答他。这真是一段佳话。我知道后也在想，换到我身上能不能做到这一点?我根本不认识这个人，干吗要接他?而且在广场转了很长时间。所以，我觉得欠了平凹一顿饭。
平凹先生在陕西作家、甚至在中国作家里，在他这个级别的、这个年龄段的作家里，是出国最少的一个，他出了寥寥无几的几次国，而我们前几年经常一年出去五六次，最多的时候一年出去八九次。平凹兄在陕西作家里面是出省最少的，他来北京的大学都是屈指可数。而我们这几年，可能全国起码1/3的大学都到过了。平凹先生出国少、出省少、应酬少，但是一直在闷头写作，所以，他的作品最多，作品的质量一直保持着很高的水准，而且在不断地否定自己。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现在近40年的时间里，他对短篇小说、中篇小说、长篇小说、散文，在各个方面、各种文体都有创造性的贡献。要研究中国当代文学，如果把贾平凹漏掉，那是不可想象的。
实际上，作为他的朋友兼他的读者，我出道要比他晚好几年，当年读他的《满月儿》《商州》那些大散文就感到受益匪浅。我的名字叫莫言，但实际上讲话很多，废话更多;平凹先生不叫莫言，他的讲话真少，但是名言很多。我记住他两段名言，一段是关于男人的装饰问题，他说男人不要穿新衣服，男人关键在两个地方，一个是脚、一个是头，把皮鞋擦亮、把头发梳光就可以出门了，这让我们当年这些买不起衣服的人很受益，先买双新皮鞋，然后买一盒发蜡，出门把头发抹光、把皮鞋擦亮，就感觉到上下光彩照人了。
另外，平凹也讲过关于他的普通话的问题，平凹先生曾说，普通人才讲普通话。毛泽东讲普通话吗?周恩来讲普通话吗?他们都不讲普通话。所以，从这一点上说，我们也可以证明贾平凹先生是伟大的作家，因为他也不讲普通话。他的方言跟他的创作实际上也是一个很好的研究课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