沈志荣：对加入作协等为啥失去兴趣

我对加入中国作协等为啥失去了兴趣

沈志荣

1965年春节，我是杭州市劳动路小学六年级学生（现名中国美术学院附属小学），第一次给《杭州日报》投稿，很快收到了编辑部复信。经请教邻家大哥才知信中“因本报版面太小，原稿奉还”是“客气话”。但我还是激动不已，毕竟堂堂报社称我“沈志荣小朋友”并写了“祝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”的复信，从此，我暗下决心，长大了一定要努力当一个真正的作家。

创作之路

我生于1952年，至今真切地体悟了“人生识字忧患始”的滋味。

那年考入杭州四中后，加入了四中文学社，立志追求缪斯、不惜废寝忘食．于是整天泡在图书馆和阅览室，喝白水啃报刊，直到1971年底终于在《杭州日报》和《革命文艺》（《西湖》文学月刊前身）上同时发表了两首诗歌处女作。1972年我加入杭州市工人创作队（工人文化宫），1986年加入杭州市作家协会，1989年加入浙江省作家协会．当时叫“中国作家协会浙江分会”，曾以为这就是作家的天花板了。

记得90年代中期，“中国卫生文学创作研究会”同仁田渭法告诉我说，他在恩师刘绍棠和评论家骆寒超介绍下，直接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，成为浙江省作协的当然会员。2007年秋在京遇到同为卫生文学创研会的山东杨秀斗，她也加入中国作协了。与此同时，我的“中国作家协会浙江分会”会员证也悄悄地换成了“浙江省作家协会”，这才恍然大悟，省作协只是中国作家协会的直属分支机构而已。

在1992年春邓公南巡讲话的鼓舞下，我从省级事业单位辞职“下海”，成为“体制外”的人－－靠自己挣饭吃了。鉴于不能靠写作谋生的现实环境，我正忙于养家糊口谋生计，根本无暇考虑出作品集，在不得不经历了屡次创业、屡次打工等生活坎坷，还得坚持自缴社保、医保，终以“灵活就业人员”身份熬到了顺利退休的2012年8月底。

据说加入“中国作协”需要正式出版两本以上著作，退休后为符合入会条件，我从微薄的退休金中掏钱出资数万元，以国内书号连出三本书：文化专著《活态非遗：杭州启示录》（吉林文史2016版）、报告文学和小说故事集《活出精彩——沈志荣叙事作品选》（北京燕山2017版）、散文游记集《人生风景——沈志荣抒情作品选》（北京团结2018版）。此外还出版了由我主编的国内版书籍《站立自己——杭州帕金森患者的故事》（光明日报2017版）《馒头山之变》（西泠印社2018版）《上城三大传说：古桥古巷古井》（西泠印社2020版）等及港版的个人作品集若干。

申请之路

根据《中国作协章程》第三章第二十三条：“个人申请入会，由团体会员推荐，或两名个人会员介绍并征求申请人所在地区或系统团体会员的意见，经专家评议，由本会书记处审议批准入会。”我郑重其事地请两位著名作家签名推荐并认真填写入会申请表，并经寄送样书等规定流程，于2017、2018、2019连续三年报送入会申请。

后续详情如下：2017年底，经问询中国作协会员部得知是浙江省作协创联部没有上报材料，故而我在2018和2019两年均再三求助省作协，促成了创联部的申报上送。

最难忘的是2019年某日，接到中国作协联络部发函，要求进行身份签证，注明退休人员则需得到当地基层组织验证。我想“馒头吃到豆沙边了”，就颠儿颠儿开跑了。好不容易七转八拐地找到已搬到杭州城站附近的“小营街道办”（因行政区划先是小营、横河合并，后是小营、城站合并）。过安检上楼，打听到管公章的小公务员办公室，敲门，进房间，却偏偏撞上她正不知何事而不高兴，气呼呼地对我说：“进个群众团体也要盖上街道公章？”早转得头昏眼花的我，连声解释，中国作协，是个国家级的呀。她才一脸不屑地拉开抽屉取公章并签上：“此人系本街道辖区居民”。

我的心都快哭了，哎——快七十的人了，想进个“组织”还得陪笑脸、贴冷屁股，何苦呢，最后一次吧……等到数月后的“新会员公示”，仍名落孙山，经打听才知：我那上送的入会申请表，均无“组织推荐”的字样。

失望之路

因寄厚望，才会失望。

孩提时把作家理想当天堂来追求，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不懈努力，才知道我只是一个普通“辖区居民”——不错，我永远是“草根”，—个民间写作者。

经历了3年申报（2017~2019）的折腾，紧接着又来了3年疫情（2020~2022）的折腾，我已对加入中国作协等失去了兴趣：

虽说《章程》仍有“自愿结合的专业性人民团体”“党和政府联系作家的桥梁和纽带”的表述，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中国作协由两名会员介绍入会的推荐制已然变更为“各级组织选送制”（即由区、市、省、全国四级构成“金字塔架构”）。在最新的《中国作协个人会员申请入会审批办法》中，明确规定了“团体会员单位个人会员申请者，由团体会员单位向本会推荐。”只保留了“中央和国家机关申请者，经本人所在单位组织人事部门同意后向本会提出申请，并由两名中国作协个人会员推荐。”这一修改引发出各省相应的规定，产生了所谓“组织推荐提名制”。

有人认为“这也没啥呀”，但据我所知，文化团体深深扎根于社会化和民间性，历来遵循两名会员介绍入会的传统约定俗成原则，而以靠拢来替代认同的“组织鉴定”必将落入户籍管理式的套路，这有悖于“专业性人民团体”宗旨。

如今各级作协都有以论资排辈来形成“老中青文化官僚俱乐部”的倾向，极大地不利于中国作家的生存与成长环境。

作家靠作品立世，但尤其疫情三年期间，当作家在民生疾苦面前闭上眼睛或睁着一双诗意的眼睛，高歌“纵做鬼也幸福”……还是这些各级文化管理者以作家身份蜂拥入会中国作协，我选择不屑为伍。

人生海海，文途漫漫，我已年过七旬，经历坎坷，看淡世事。此生既然自愿选择了写作，那么功名利禄皆为浮云，“凭着良知、孤独写作”应是民间写作者的常态呵。

2023年12月31日于杭州